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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峰的文与武

(新京报)小说《武士会》可以说是《一代宗师》的前传，王家卫为了做这个片子，用三年时间全国遍访民间武林人士，发现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清朝灭亡的1912年，北方的武林人士企图建立中国的武士道，整个北方武林被统一，底层武人企图成为社会的名流，以改变社会的性质，核心机构就叫中华武士会。过去经历的几次武术高潮都是起哄，李小龙热，少林寺热，热潮过了就过了。当时却不一样，一代宗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里的群像，他们有深远抱负，企图改变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可惜他们传到三代就没了，《一代宗师》写的就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三代人的何去何从，他们和南方的叶问有交集，后来叶问去了南方也延续了中华武士道的精神。小说《武士会》写的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一代人。

我写的小说和剧本，会写出具体行业的人际关系和运作规则，比如中华武士会从做生意的商会变为保证行业利益的武会，后来又去思考民族存亡和社会结构问题，后来才升华成了武士会。在那个时代，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在否认传统文化，中医被人瞧不起，别的技艺都不如外国。所以武术是中国人保留传统的最后底线，底层武人成为传统的重要符号。中国武士道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修身处世之道。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再深层说，武德最根本是流传数千年的周王礼教。我们要把武人“士”的风骨表现出来，这就是电影《一代宗师》和小说《武士会》的精神。

《红楼梦》中的导演课 | 徐皓峰：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 第九回（选读）

(上海文学)电影剧作最关键的，不是人物、事件，是情景——超出常识的局面。比如，想拍表现广东两大名拳蔡李佛和咏春的电影，了解到武功差异、代表人物个性差异，仍写不成剧本。直到一天，采访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蔡李佛宣称专克咏春，咏春宣称专克蔡李佛。
你俩到底谁克谁？天理何在？
没天理，正好拍电影。

徐皓峰：不愿正面去描写任何东西

（澎湃新闻专访）他(李仲轩)问我：‘今天练没练？’我就说：‘哎呀今天画了四个小时’，我就可以逃了嘛。”徐皓峰说，“我到高中三年级还断断续续有在练武，但那个练是我初中养成的习惯，不练难受，但是已经就比较懈怠了。正式停下来是在大学三年级，之后就完全没练过。”

“所以我的小说不单是记录青春的叛逆，同时也记录当时社会的叛逆状态，我们当时是为了追求到更大更好的文明。但是为什么后来我对礼又有了兴趣，是因为从1994年以后呢，中国社会就逐渐商业化了，社会对文化的追求迅速地变为对商业的追求，我们的青春轨迹并没有贯穿下来，这个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逐利和逐权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中年以后提倡礼和规矩，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吃过逐利和逐权谋的苦。”徐皓峰说。

徐皓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中国人的样子”

（ELLE杂志）看《逝去的武林》，王家卫很相信。但发现我是学电影的，会疑惑。王家卫很怪，和气时下巴和眉弓一点儿也不突出，意志强硬时，这两个地方一定突出。虎头虎脑的。反正做事儿的人都有虎相。他在我面前突然以虎相跟我说，不对！但是他老说不对，我也受不了。这都是我们门内的秘诀，告诉你了，你还不信任。你都露虎相了，我就露一手吧。我就把扇子反拿，给了柱子三刀，我展示的是八卦门的匕首，算是绝密的。是通过这个取得了信任。

当时跟我家卫说，我怎么写戏啊，又不会咏春，就好奇嘛。然后梁绍鸿教我，一边教我，一边叹气，唉~~他是不愿意教。当时是故意隐瞒，不能让知道。但是王家卫在场，他教给王家卫可以，但教给外人，就……就以什么也不会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咏春八脚就是梁绍鸿教给我的。就是梁朝伟雨夜大战、和关门打狗那两场。他功夫很厉害。随便一扫你，就觉得小腿里那个闸刀片就切进来了。他希望，疼，你就不会学得那么详细了。但是王家卫在旁边就数着：还有一脚呢。

习武，首先要见自己。习武跟音乐家、画家的生活经历最像。长时间孤独自处。长时间活在不知对错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只能靠着本能下去；见天地，是对物理的一种体认。儒家也不仅仅是人的参照，也是对天地的参照，因为儒家来自祭祀文化，儒家拜天才叫上帝（基督教那个原话叫造物主，上帝是儒家的词）。如果你是一个艺人的话，不管是武艺还是音乐家，一定要见天地，对天地的某种规律，要有体认；第三个是见众生。见自己和见天地是个人体认的最大化，但是最终完成需要见众生。最后一招是返还之道。最高境界，就是到众生中去。

徐皓峰：廖凡学武和剧作真相

一次剧组小范围聚餐，于老要结账，我拦他。一搭手，我俩都本能地把手伸到对方肋下。于老肋下肌，坚实得如摸在马背上，勤练不辍的标志。

徐皓峰转向：从民国武林到胡同玩家

（北京青年报）过去我是靠创意来写作，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开始更注重分寸感。我一连写了4个中篇，《白色游泳衣》是第四篇，写完后，我有了“终于可以写长篇”的自信。所以今年我把10年前的两个长篇又重写了一遍。

写小说是我翻身的唯一底牌。考导演系，最重要的是创作考试，要考一下午，全国考生都在比，看谁的小说写得好。我写了一个短篇，拿到了高分。上大学时，我们有剧作课，我一直是高分的学生。我不是出身于文艺世家，又缺乏社会活动能力。大学四年，我唯一练出来的就是剧作能力，可剧本只和电影厂发生关系，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我写小说，因为当时想，说不准成名了，也许会有人投资给我拍电影。那时我才24岁，直到36岁，才实现了这个目标。

徐皓峰：我对文字其实是不信任的

（中华读书报）当我要表达一个意思、一个真实感受的时候，我会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不对它做出最准确的描述，而是比最准确的状态偏一点，这样反而能更好地反映这个东西、这是我所认为的写作的分寸感。

编剧徐皓峰：刀背藏身，仁者无敌

（时尚先生杂志）······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社会自由，也没有写出能拍电影的剧本来，所以我这么打算：我先把自己写成一个有知名度的小说家，然后我拿一个小说作品去电影厂争取拍电影的机会。所以那几年我不在社会上挣钱，其实一直在练小说。但是我没有想到，写小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专访徐浩峰：好电影和好影评的标准

为什么新书会着重写十七年电影？你跟普罗大众去讲电影语言，他们肯定觉得乏味，那你不懂电影，总看过论语吧？总知道红楼梦吧？这样就能够让普罗大众对十七年电影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