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撰 BillsEgg/编）
《红胡子》中的神秘段落
黑则明以疾病为题材的影片不少，著名的有《泥醉天使》、《活下去》，而辞世前的作品《八月狂想曲》，写一个患了健忘症的老妇人。
研究黑则明不能只看他塑造强悍武士的一面，对病弱的描写是他的另一面，而《红胡子》更是黑则明写疾病的大成之作，此片讲述了一个近代医生——红胡子的医院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黑泽明的登峰造极之作，一说是拙劣之作，两种说法的根据都是他宣扬人道主义。
第一个故事由病人家属口头讲述，作母亲的为了和情人偷情方便，就策划让情人娶了自己的女儿。这个争夺肉体的阴谋，是比黑则明晚一辈的大师——大岛诸的题材；
第二个故事由病人自己讲述，一个丈夫发现自己的老婆神秘失踪，后来在街头偶遇，老婆身上背着与别人的孩子。这类《聊斋志异》式的诡秘，是比黑则明早一辈的大师——沟口健二的题材。
第三个是变态杀人狂的故事，一个女人一方面讲述着过去自己杀人的经过，同时按照自己的讲述对眼前的男人有条不紊地捕杀。这种综合过去与现在的“边说边干”，是美国恐怖片大师希区科克的手法。
这三个故事，有着大岛诸、沟口健二、希区科克的外貌，但都走了样。
第一个故事，竟然重点不是偷情的母亲，而是有这样一个老婆的父亲，他承当痛苦，平静地死去；第二个故事，竟然重点不是诡异的老婆，而是丈夫。丈夫在老婆自杀后，努力地作好事；第三个故事，那个杀人的疯女，只是为了教育正常人的。
三件事令旁观者——一个新来的年轻医生屡受教育，申诉人道主义深情。但这样作却将故事的魅力浪费了。
此片有许多棘手的人性问题提出，可惜解决问题的竟然是大而化之的人道主义觉悟。所以它肯定空洞无味，最终只给人以好人得好报的欣慰，实在看不出导演有什么特殊思考。
然而影片的第四个故事，却有着生动的气息，出现了黑则明。
这个故事讲，红胡子从妓院中救出一个精神失常、身体高烧的少女，红胡子安排少女和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医生住在一起，当这个少女走进青年医生的房间时，这部影片忽然就有了异样的情调。
后来，男医生也生病了，红胡子不叫护士，却让那个少女去照顾，并对她说：“你护理他，对你的病也有好处。”果然这对男女双双健康起来。
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分析，是说明人和人之间应该相互沟通，人间的温情是治疗的最好药方——但从影片的视觉呈现上看，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男医生与少女之间有许多近乎于情爱又非情爱的场面，这一段落分明令观众感觉到了另一种味道。
后面还发生少女为男医生吃醋，但不久这少女又和一个小男孩结识，那个男医生便被置之不理，少女和男孩之间发生了近似于恋爱又不是恋爱的情景。
一群作护士的大婶说：“这岁数的女孩都是一阵一阵的。”“她不是爱上谁了，而是长大了。”——用情窦初开的茫昧去解释这种三心二意，说对又似乎不对。
红胡子的那句话，令人想起西医的“异性刺激”疗法，比如海明威晚年，医生便劝他多多作爱，来激发体能缓解心理。
还能联想到的，是一个中国的悲剧经典，当一个男子病入膏肓，他家人立刻为他娶个年轻姑娘，说是“冲喜”，用喜事可以赶走病魔，男子本就病危，还要强撑着度蜜月，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男的暴死，女的成了可怜的寡妇。
比如《红高粱》中一个麻风娶喜儿（巩俐饰），那时的人固执地认为，只要一上床，女人就像海棉一样能将男人身上的麻风统统吸到自己身上——贾平凹对此特别着迷，他许多诡异凄美的小说都是冲喜“冲”出来的。
红胡子所用的是不是“冲喜”？影片交待，红胡子不是西医出身，日本没有独创的医学，他是个中医。
东方的冲喜
“冲喜”一事往往被用来批判封建时代，但在黑泽明的电影里竟然如此美妙，男医生和少女并没有作爱，冲喜也不单是房事，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丧失，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问题已没有概念。
最先查到的是作为风俗的“冲喜”。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旧时代的老人，没想到冲喜的范围实在太过宽广。
比如在以前，男人坐过的椅子，一个孕妇是不能马上去坐的，不管有多累，也得等着椅子面变凉，要不然粘上了男人臀胯的热气，就要生双胞胎了。夫妻俩上街，女人一定要走在男人后面，而且还要保护丈夫的影子不被老年妇女踩上，一踩上据说丈夫的精气就给吸走了。
在旧时的南方还有一个习俗，大户人家的老人睡觉前会让年轻的丫鬟暖被，丫鬟要脱光了在被里，等躺热了就离开，老人再躺进去，一来被子不凉，二来有少女的精气在被褥上，一觉醒来能吸不少，第六代的导演舒刚就曾经以此为题材拍过一部叫《节妇》的电视电影，不过将丫鬟留在被窝里生小孩了。
按传统说法，在吸精气方面越老越占便宜，因为年轻人正如春夏，是向外蓬发的，而老年人正如秋冬，是向里收敛的，只要大几岁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越老越要娶年轻姑娘，传统中国的妻妾成群，是要长生不老。
看着《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巩俐日渐憔悴，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很有经验地认为她被吸得差不多了，而绝想不到电影里是在用巩俐的憔悴来表现她内心的思考。
认为男女之间能吸来吸去，看来是旧时东方人的基本意识，因为神秘的阴阳二气，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造就了一男一女，如同磁铁的两极，总要相互作用。即便是隔着东西，也不能阻挡阴阳的交融，这一点在《易经》中是哲学高度，甚至在屈原的《九歌》中也有——这是道教伍柳派讲的，被日本人翻译过去，名为《金丹秘要》。
禅宗和尚也牵扯不清，其中的曹洞宗是研究《易经》的，他们所说的“抽离入坎”，后来被道家用来讲解内丹，最终被道家末流弄成了多多御女的理论——“采阴补阳”。
诗人也加入了进来，白居易的弟弟仿效哥哥的诗风，老妪能懂、童孺能知地写了《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中讲了吸法，并对皇上的多多御女愤愤不平，不知白居易对有这样的弟弟作何感想。
五四时代的人一般都痛恨朱熹，因为他发扬的宋元理学，要求男女授受不亲，从他过于怕事的态度看，他受过吸来吸去的伤害。总之，最好别成为东方妇女，要不，真没什么活头。
不过也很难说，比如摧残妇女的标志性建筑——贞节牌坊，真到贞节牌坊之最的歙县去按名字考察，那些立牌坊的妇女中改嫁和偷情的却有不少。
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电影都在为东方妇女诉苦，比如《良家妇女》和《湘女萧萧》，其实这两部片子讲的童养媳，并不符合冲喜原理。
娶童养媳是旧时农村的一个现象，不但现在人持批判态度，其实当时的上流阶层对此也颇为不齿。比如从没听说过哪个皇上有童养媳，虽然他是最“多多御女”的。
旧时讲究的人家连小孩都不轻易碰的，一生下来就要单独睡，决不让和父母睡在一张床上，认为交媾之气对小孩不好。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辈多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上幼儿园时的阿姨也都岁数很大，如果按照传统来讲，这是不合规矩。旧时的老人会很自律地不碰小孩，抱着小孩满处乱走，喜欢得不放手，那是现代派。
奶妈一定得是十来岁的小姑娘，之所以如此谨慎，就是怕小孩被吸走什么。冲喜理论是排斥童养媳的。
娶童养媳是暴发户的发明，后来成了农村的一个风俗。娶来的女孩正值发育刚刚成熟，虽然身边是个小男孩，总有按捺不住的行动，这男孩日后长大，身体会有暗疾。明明有害，为何这风俗还发展迅猛，一些资料表明，原来女孩的公公们老早就有算计，说是为儿子娶亲，最终便宜了自己。
所以童养媳这个题材，第四代从人性的角度批判此事，有五四时期西学东渐的启蒙色彩，但中国传统也是排斥这一风俗的。
九十年代的电影《香魂女》，讲述了一个傻子娶了个漂亮媳妇，这又是一个冲喜的事例，中国人信奉“福至心灵”，兴许傻子就此头脑灵光，周晓文先生不就在《秦颂》中用强奸治好了瘫痪吗？由此可见，中国人骨子里性万能的意识根深蒂固。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是色鬼打倒英雄，比如我们的祖先黄帝，他是“且战且学仙”的，就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仙，他学仙的方法就是和一百多个女人搅在一起，最终打败了只有两个女人的炎帝，炎帝后来也沉迷于女色，但已为时晚矣。
再如四处玩女人的刘邦，打败了只喜欢虞姬的项羽，不近女色的崇祯当了亡国之君，感情专一，肯定没什么好报，中国真是男人的天堂。
如果说中国是男人的天堂，那么日本就是女人的天堂。梁晓声先生在1995年去了趟日本，他对日本的色情文化极其敏感，回来后出了本书，说日本的女人是甘当玩物的作为，精神上却又天使般纯洁，有点像“二百五”——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的确有眼光。
日本女人真的很怪，她们的表情仪态和东方所有国度的女人都不同，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惬意，总是处于一种近乎于做爱的状态。日本女人的彬彬有礼很动人，不是像有些人所讲，是节制的美学，而是有一种强烈的性感——日本电影的标志性导演小津安二郎最善于表现这一点，尤其他影片中守寡的儿媳妇和待嫁的女儿。
在民国时期，许多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古籍通过回到中国，“神交已久”一词突然有了新的含义，说是除了性交之外还有神交，男女神交已久之后就能成佛了，这一说法被一些道会门所采用。
这个说法来自于日本，因为日本的佛教有个修法，男女不实际发生性行为，正襟对坐相互观想，据说可以达到比性更强烈的感应。这一作法和中国当时民俗中的冲喜，显然同属一个大原则，但在日本，受益的好像是女人。
并不是说日本的女人个个深不可测，但一门学理只要产生了，就会由学堂慢慢转化到民俗中。比如，冲喜就是阴阳之说的流续，不过弄得神乎其神了。正如阴阳之道在中国民间渐变成冲喜，最终成了所有人不自觉遵循的生活意识。
具体的神交法当然是日本的宗教秘密，但这个秘密无形地流布在社会日常生活的点滴之间，为日本女性天然享用。有一句古语叫“百姓日用而不知”。
日本的神交，在电影史上有一个例子，就是小津安二郎的《早春》中，一男一女骑自行车的经典段落。中国八十年代初也拍了不少男女边骑自行车边谈恋爱的电影，比如《湖畔》，一时代表了久违的浪漫。而《早春》中那对骑车的日本男女，面部表情就有点太过了，兴奋得一塌糊涂，好像将做爱转化在蹬车的动作中。
这一段落侯孝贤在他的《好男好女》中，借着影片内的电视机，完整放了一遍，颇有点显示自己师承的味道。
其实所谓神交法是中国道家与印度佛宗的结合产物，被明代朝廷所杜绝，残留在日本，属于冲喜范围。神交一事，终究怪诞难信，但据此分析，可知那种阴阳互感的意识同样存在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所以《红胡子》中的第四个故事才会有种意外的生动。
西方没有冲喜
西方的性感基本就是人体，西方美术史基本就是一部裸体史。西方大师安东尼奥尼，不知是出于商业考虑还是审美需要，在他的最后作品《云中的日子》里，对于女人见一个剥一个，最终连他的联合导演都忍受不了，非要在影片的结尾拍一个修女。
东方的侯孝贤正因为明白东方女人的性感不在于丰乳肥臀，而在于气质的性感，所以他敢拍那部身体被古装裹得严严的《海上花》。
那部影片讲的是19世纪的上海妓院，侯先生反而没有拍一个裸体镜头，导演构思令人佩服。用笨拙服装也挡不住的性感，具备这条件的得是什么样的女人？为保险起见，侯先生用了一批以性感著称的港台女明星，可惜那些女明星，被包裹起来后有点贬值，可想而知那些19世纪的妓女们该有多棒。
候孝贤在《海》中，不让女人们作形体展示，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古典妓院中的色情，是一种虚化的色情。以这种方法拍妓女院的他是头一个，因为体会到了冲喜意识在生活中的存在，所以他拍出了中国味道。
而在《云》中，每一尊女性裸体都是一次考验，对于占有肉体之美的方式只有触摸，以至于觉得乏味，从床前逃走，这是《云》的第一个故事；作爱后对女人有所回味，但一回味就回味成一个侦探故事，很难摆脱戏剧效果，对此男人懊恼异常，这是《云》的第二个故事。《云》的第三个故事是文德斯拍的，很像是和安东尼奥尼开了个玩笑，杜绝了裸体，告诉他：“算了吧。”
西方人容易在灵与肉的对立中自我折磨，安东尼奥尼此片充分表现肉体之美，又表达了无法与美沟通的焦虑。正因为是此主题，此片摒弃了他个人标签式的冷峻构图，而拍得极为唯美。
黑则明疗法
将安东尼奥尼困顿住的问题，在东方电影中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三岛尤纪夫通过描写一缕头发就能写出和女人做爱的全部感受，沟口健二的长镜头能将现实空间转化成内心空间，与巴赞理论截然相反，这不单是文学、电影手法，是东方人的感知方式，可以毫不费力地与异性之美沟通，而黑则明甚至还用这一沟通来治病。
《红胡子》中，那位少女刚从妓院被救出来时，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她发烧的病因在于心理的高度紧张，处于害怕被强奸的恐惧中，红胡子反而让她和一个极为英俊的男医生住在一起，由于两性的感应，心灵会自然地慢慢放松下来。
这一段落像散文一般，由许多细节积累而成，如男医生偷看少女打瞌睡，盯住不放地拍摄女性将睡未睡时的可爱仪态，这一段落用长镜头拍摄得极为优美。
少女开始变得越来越漂亮了。重病的男医生一觉醒来，发觉少女在自己胸口睡倒，黑则明让那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在被面上的睡眠呈现出一个超越年龄的性感姿势，不久后男医生就大病痊愈了。
男医生三次偷看正在专心致志做事的少女，这一情节令人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一章。那一章是《红楼梦》中的神秘章节，无头无尾，而且其中的女人在全书中不再出现，被王蒙称为“在章回小说中突然出现了一段现代散文”。
讲的是贾宝玉见到花园中一位少女用簪子在地上划字玩，少女专心致志，贾宝玉看得如痴如醉，两人对来临的暴雨都恍若不觉，这一章节被称为“痴及局外”。
由于《红楼梦》被一派红学称为是部道书，这一神秘的章节自然被认为其中有道。推敲起来，它讲的也是冲喜，描写的是男女生理自然交感的状态，就是书中一再讲的“痴”。
利用一种类似《红楼梦》中“痴及局外”式的生理反应来治病，《红胡子》中描写少女和男医生的情节，根据的是医理。
男医生和少女的病双双好了后，少女对男医生有类似吃醋的行为。说她爱上那医生肯定不对，因为她后来结识了一个小男孩就将那医生忘得一干二净。那为什么会吃醋？
因为虽然不是爱情，但由于冲喜治疗的男女气息相感，自然会有所依恋，所以女孩对医生有一种近似爱情的好感。
医学证明，人情欲最旺盛的状态是在大病初愈时，中医管这叫“一阳来复”，不单是情欲，整个身心都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清新感，此时最易感应异性气息，为何照顾生病的伴侣能增进夫妻感情，是这个道理，而不是感恩戴德。
病刚好的少女一碰到小男孩，也就立刻转移了身心，因为她对医生，毕竟不是真的恋爱。
作为民俗的冲喜，应该为电影工作者所关注，因为此民俗影响了人的具体行为。有些所谓的“民俗电影”，虽然有着特殊的造型服饰，但人物没有特殊的气质、行为还是假的。黑则明无疑懂得这一文化，同时又作得不露骨。
《红胡子》的主题是医理
在《红胡子》中有一句名言，反复说过多遍：“没有一种病是医生所能真正治好的。”或“医生并不能使人痊愈。”
按照中医医理此话能解释得通，中医认为病分三种，一是治也不好，不治也不好的，因为生理机能已全坏；一种是不治也能好，治也能好的，因为生理恢复机能自然起了作用；一种是不治就不好，治了就好，需要用医药助生理恢复机能一臂之力。
从此角度讲，碰上第一种病，自然就没办法了——黑则明是将那句话作为主题语来拍的，照此解释，虽通但令人气馁。
中医的根本经典《黄庭经》上，认为生理疾病可以左右人的心理状态。在东晋时从印度传来一本《药师经》，提出了反方向的理论，认为人的疾病都是由心理问题造成的，经中对疾病的总结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来源于人心的吝啬。”
由于后世佛教的兴起，《药师经》的理论影响了中国人的医道观，有所谓“医病难医心”的古语，现实中的苦难与病痛起源于人心，从这个角度讲，的确“没有一种病是医生所能治好的。”
《红胡子》不是一部医学科教片，它通过疾病描写人性，讲的也是吝啬的问题，对于情感的吝啬，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性。黑则明为人道主义的兼爱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典故，而且此典故与影片主人公的医生身份相契合。
影片《红胡子》的前半部比较乏力，因为表达主题的说教味太浓，而且那些那些古装的服化道除了好看之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近代生活氛围，拍成古装片有讨外国人口味之嫌，比较像“伪民俗电影”。
但影片的第四个段落，就见了导演的文化根底。拍医院的电影很多，像黑则明以中医的角度描写人的行为，就不太多了。此片也促使我们对民俗的概念重新理解，民俗并不单单是物件、仪式、节日等外在形式，民俗更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意识，懂了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行为动态。（完）
（徐浩峰/撰 BillsEgg/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