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撰 Bill/编）
汤尼雷·琼斯只活了三十一岁，临死前，他凭着《休闲日》这本印刷极差的照片集，成为了摄影大师。至于为什么拍照，他说：“我现在非得赶紧拍下来不可，免得以后这些事物都变得太美国化了。”——多么年轻的想法，就像我们快速迎娶一个新长成的姑娘，只是为了避免她变得庸俗。但往往加速了她的庸俗，或者加速了自己的庸俗，于是有了不自由。
着急结婚的人，一般想象力都很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象力。冯唐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中，说女性的肚脐是有表情的，好像一只眼睛——他是适于结婚的。虽然冯唐的笔已很痞了，但这种写法仍是文人才有的遐想。而作为文人典范的川端康成，却有现实的思考。他的夫人比他胖多了，棋圣吴清源和川端一样瘦，对川端的做法倍感好奇，在《中的精神》中流露出极力要搞清楚的心态，但好像川端并没有告诉他。
昔年采访某地民工时，发现民工们和川端惊人地一致，他们喜欢胖女，理由是“好容易结一次婚，份量得够了。”或者“喝醉了回家，抱在怀中是结结实实的一大块，心里踏实。”——这些可能就是川端对吴清源免谈的秘密。
的确，娶个赶瘦身潮流的骨感女子，多少有点“亏了”的感受。但不管男人们多么地挑肥拣瘦，肥瘦在婚姻中都会很快失去意义，失去意义的不单是肥瘦，还有我们的情感和想象。一部叫《树》的电影中，某伊朗女人抱怨说：“上帝怕女人寂寞，所以发明了男人来陪她们。可是，男人多丑呀！”
女权主义者抱怨把事办砸了的上帝，大男子主义者则抱怨女人，他们数出了女人数不清的缺点，折磨女人，同时被女人折磨。老婆是外出寻欢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她掌握了自己过多的秘密，还不能得罪得太狠。国外有一个判断自己是否为贪官的自测方法，如果哪一天希望老婆早死，那你肯定是个腐败分子了——不知道这一法则，在今日中国合不合用？
自由有行善的自由，还有作恶的自由。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由只代表作恶。男人对女性的审美，当然是最大的恶行。1985年，广州市举行了首次选美，只在羊城晚报上登了一则消息，照片不能见报。见不到美女的选美，足以说明大家认为这是个坏事。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恶的范围空前巨大，有教养的女人是无性欲的女人。甚至经过了文艺复兴，到了加利波蒂起义的世纪，维斯康蒂导演的《豹》中，作为男爵的男主角还在抱怨：“我和夫人结婚三十年，生下一大堆儿女，但还没有见过她全部的裸体。”
那时的贵夫人，只在睡衣上撕破一个小洞，这是她们所能提供给丈夫的全部。高行健抱怨在他的青春时代，人们养成了相互监视的习惯，他的性被严重压抑着，但我们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中看到，在那种严峻情况下，他还是幽会了不少女人，不自由是一种心理感受。他历尽了吵架、哀求、软磨，终于赢了一间几平米的小房。这间小屋等于女人，有了独自享有的空间，才能有享有一个女人的可能，他装饰房屋的兴奋劲，令我们动容。
自由首先是一种空间感。叙事艺术直面人生，主要的观察方法有两个，一看私人空间是否存在，二看家庭结构是否稳定。人的主要欲望有三个，饮食、繁殖、娱乐，都是需要私人空间的。人类是地球上最有侵犯性的动物，自然界中的动物，侵犯性不强。它们虽然捕食，但捕食不是侵犯，捕食是没有仇恨的，狮子捕羊，狮子没有愤恨的表情。
动物的繁殖期，雄性动物之间会争斗，但往往是威胁吼叫，并且不会灭绝对方，不会生死相斗，几秒钟就决出了胜负，败者自觉离开，胜者自觉留下。而人对同类，是要种族灭绝，赶尽杀绝的。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都是这样。动物园中的动物，比野生动物的侵犯性要大，自然界换猴王，只要把老猴王赶走便可以，而动物园中，要将老猴王活活摔死，竟变得如此惨忍。因为局促的空间，违反了物种自然，所以习性大变。
我们的特殊期间，人为什么会如此疯狂地批斗害人，因为私人空间被取消掉了。食物由国家赔给，婚姻要组织批准，娱乐是单位安排，违反了人性自然，人的侵犯性便增强了。比利时和荷兰是人口高密度国家，但这两国人很平和，因为虽然空间局促，但他们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而我们的特殊时期，人的正常社会关系不存在了，子女要揭发父母，要断绝关系，所以侵犯性增强。
旧的社会关系要崩溃，而新的社会关系不是能立即建立，中间有一个空白，所以革命时，总有暴民。被高度评价的法国大革命，其实暴民成灾。看某国的近现代小说，只有革命者而没有暴民，这样的历史是假历史。
自由其次代表机会的平等。看顾长卫的电影《孔雀》，片中女主角，为了一个窗帘床单缝制的降落伞，竟然可以用贞操去换。她的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因为她没有当伞兵的平等的机会。她要用贞操，去换自己的残梦。叙事艺术对社会的分析，要反映在人的行动上，人的行动异常了，便说明了社会异常。“孔雀”二字的发音是“空缺”二字，她的生活少了很大的一块，那便是自由。
返回来说1985年的那次选美，究竟选出来了什么人？笔者有幸看到了选美皇后的照片，是个回族少女，她的鼻子眼睛完全是西方人。中国大陆的第一次选美，竟然是白种人的标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一位叔叔去了美国，回来后赞不绝口地说：“天呀，美国人太美了！走在大街上，一个比一个漂亮！”
现在，我们的盗版外国片看多了，清楚地知道白种人难看的多好看的少，当年之所以头脑发热，认为高鼻梁深眼窝一定好，因为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太缺乏了解。不但是女人，八十年代评判美男子的标准，要看他是否为“自来卷”，像白种人般天生卷发。八十年代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中，所以男的都是卷发，扮演高干子弟的孙松似乎是自来卷，而扮演质朴工人的李雪健天生缺陷，就烫了头，非要让脑门上的垂发形成一个弧线。
导演和观众没有觉得任何不适，自然地接受了，说明这是个大众心态，不卷不美。和卷发搭配的，是艺术家们的络腮胡子，汉族人种限制，顶多是山羊胡，长出络腮胡来非常困难，但八十年代一批批的大胡子竟然就长出来了，简直是人种上的奇迹。
现在，络腮胡成了笑话，自来卷也消声灭迹，人们反因不好梳出利索的发型，而认为它是个麻烦。而老外们也好不到哪去，许多欧洲老外娶的东方女子都属于兵马俑型，我们在地铁里经常看到一个英俊的老外和一个极丑的东方女人幸福地走在一起。以扁脸小眼为美，因为他们没来过东方。和自己不同就是美的——这是审美的最初级、粗糙的阶段，我们的认识局限了我们。
通过以上事例，会发现自由的第三个标准，是信息的丰富。当大陆的互联网时代刚刚开始，有学者兴奋地说，这简直就是民主。随着网络生活的深入，兴奋感逐渐消弱，许多人都不再有上网积极讨论的兴致，泛滥的发言权等于闲话，并不带来任何权利。最早赞美网络的知识分子们，渐渐有了对网络的排斥心理，李傲抱怨说：“打开电脑，垃圾扑面而来。”
有赢得知识的自由，还应有思考的自由。清末的思想禁锢，令文人们都去整理知识材料去了，而新想法微乎其微，等于是钻进了古典文化这个大网吧作了网虫。第一个解放是从书法开始，公然放弃康熙、乾隆定下的董赵宫阁体，寻到一批魏晋的石碑来推崇，那些字多是乡野工匠所刻，刀痕累累，不是毛笔所能写就。
但碑学成了声势，康有为写了《广艺舟双楫》大倡碑学后，乘兴给皇帝写书论政治。但戊戌变法时，他不作实事，而是躲起来写书，他的学生说：“老师，您就帮帮光绪吧！”他说：“你懂什么，变法成功，是一时之事，我的思想写出来，是万世之事。”结果光绪忙得焦头烂额，变法终于失败，康有为也因此流落海外。有人因此骂康有为自私，比不得谭嗣同肯牺牲。但知识分子终于有了著述新说的权利，兴奋劲上来，的确也刹不住车。康翁的不理智行为，只说明当时太缺乏思想的自由，稍得到一点便难以自制。
谭嗣同遗著《仁书》中最终是要推翻帝制的，却为了帝制而死，他选择了顾一时，康有为选择了顾万世。历史上许多文人都选择了顾万世，得以保全住性命。顾万世的含义，就是不对现实负责。这也没有不对，在行为上，人要有选择的自由。而只给两种选择，说明还是没有自由。非黑即白、不对即错——这种选择，不是自由而是赌博。所有的赌博都是陷阱，有人戒赌，比如老舍和傅雷。
我们需要在一个较宽范围中的选择，才能感受到自由。自由产生美感，看前苏联电影的厂标，是一件令人感到头痛的事情。其厂标是一对强壮男女的雕像，摆出大锐角的造型，男人机械化、女人男性化。男人机械化，取消了男性的神态，只给一个泛泛的脸。古希腊雕像躯体强健，但人是有神态的。秦始皇兵马俑，虽然衣着躯体相同，但每一个兵马俑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脸，而不是像小孩的士兵玩具般，千人一面。虽然秦始皇时代也是集权，但还有着原始的宽博，不那么恶劣，给了兵马俑有着不同的脸。罗丹的雕塑改革，将焦点从人脸解放到了躯干，人脸是时常是模糊的，但这样模糊的人脸，也是有神态的。
在工业时代，出现了许多恶劣的艺术，焦点在人的躯干，脸粗糙之极，个人是不被关注的。女人男性化，女人失去了女人的特质，躯体变得和男性一样刚强，两个乳房像两个攥紧的拳头，是可以打人的。这是阴阳失调，艺术说明了社会心态，从这种可怕的雕塑上，已经透露了社会的隐患。塔尔科夫斯基便是在这样的厂标下，拍自己的艺术电影。他情况如何？被长期冷落，得癌症而死。
陈丹青写杂文说，他青年时代画女人以立体感为标准，只看明暗层次，笔触粗大。一个老师看了他的画，摇摇头说：“年轻姑娘脸上是有一层油脂的，你们怎么谁都没看到？”从此打开了陈丹青的心灵，在一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更广的世界。女人不但是块体积，还可以思念、追求、拥抱、相爱。
记者问张贤良：“你的小说中，主人公在劳改时总能遇上个美丽女性，你劳改时也这样么？”张贤良说：“我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在坐牢，怎么可能有女人。”记者：“怎么会？你的小说中可是有性场面的！”张贤良沉吟半晌，说：“那是我的想象。”——他是伟大的意淫者，新时期文学是以正视情欲作为人性复原的开始。
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夏天，女人们开始流行穿黄短裤，看着她们满是蚊子包的白腿，物理老师说：“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就要开始。”随后，人们有了“以钱买生活”的自由。以自己的劳动换回自己想要的，这是人最原始最质朴的心愿，当时真是倍感快慰。但随后出现了来钱容易和来钱不容易的人，甚至不劳而获和劳而不获的人。
我们在老师的指点下看西方文学，发现贵族、资本家、中产阶级的生活痛苦不堪，日日忍受着精神折磨，而贫困的农民工人则精神饱满、自强不息，财富和精神是成反比的。读书的结果是，长大以后最好作个穷人。长大以后，却发现财富和精神是成正比的，在现代都市，说你是个农民就是在骂你。南方有的公园是不准民工进的，评判民工的标准是“衣着不整，口齿不清”，惹得付义伟嘲讽道：“这那是在说民工呀，这是在说周杰伦。”
不管我们多么开放自己的思想，一个铁的事实是，财富意味着自由。没有金卡，许多地方没有你进出的自由。买不起一张五十块钱的电影票，对《英雄》这种骂导演的民众盛会，你便无权参与。而冯小刚的号称“为人民服务”的贺岁电影，也服务不到你的头上。自由的说法很多，但实现自由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挣钱挣钱再挣钱。
但如果有了钱，会怎样？一个有钱朋友向我诉说了他理想中的自由：“有老婆和没老婆一样，有父母和没父母一样，有哥们和没哥们一样。”他也许说的不是自由，而是说我们丧失了爱情、亲情和友谊。（完）
（徐浩峰/撰 Bill/编）